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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上接AⅡ03版）
　　【談得失】
　　改革者必須具備個人犧牲精神
　　新京報：當時特區改革面臨哪些挑戰？
　　厲有為：比如，1994年，江澤民總書記視察深圳，明確提出支持經濟特區的“三個不變”。當時全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是33%，深圳是15%，也是唯一的特殊政策了。但總書記視察結束後，緊接著國務院辦公廳下了個文件，要深圳取消15%的所得稅，跟全國統一實行33%的稅率。
　　新京報：後來如何解決？
　　厲有為：當時我和廣東省委書記謝非，不停地跟中央反映，直到江澤民總書記出面，這一文件暫緩執行，到最終撤銷。這非常嚴重，如果基本政策變了，給世界的印象是負面的，是向後轉。
　　新京報：為何會出現這些波折？
　　厲有為：這說明從上到下、從學術界到領導幹部，對特區的思想認識上還是不一致。這也表明，改革的困難不是來自基層的，主要是上層決策者的挑戰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如何評價當時的改革者？
　　厲有為：深圳市委大院立了個拓荒牛的雕塑，可以說，我們都是一群幹勁十足的拓荒牛，一心想著為國家做好改革試驗。深圳特區在全國是少數，在政策上有特殊，深圳先發展起來，肯定讓其他地區心理不平衡，有不同聲音和看法也是正常的，反對也不足為怪。所以改革者必須具備個人的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。
　　新京報：作為一名改革者，如何評價自己？
　　厲有為：改革開放把我們這批人推到風口浪尖，我就像一頭牛，工作上有用不完的勁，給一點草料就用力幹活。
　　【談改革】
　　改革有彎路 不改革風險更大
　　新京報：你覺得現在改革的困難，主要來自哪裡？
　　厲有為：當年改革的困難主要是思想認識領域的問題。如今改革的困難，既有思想認識領域的問題，也有利益、權力的問題，更尖銳更困難更複雜。
　　新京報：在特區改革中，民眾會有哪些犧牲？
　　厲有為：改革中，老百姓沒有犧牲，而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改革若以犧牲群眾利益為代價，那就不是改革。改革成功就是群眾獲益，國家發展。但改革會有風險，所以改革者才需要犧牲精神。
　　新京報：在現在改革中，你比較關註哪些群體？
　　厲有為：我很關心有2億至3億人的農民工群體，他們是工人階級的新生力量，卻是城市裡被邊緣化的群體。他們在城市裡幹了最臟最累的活，得到的利益最少，社會地位最低。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應該解決他們的問題，使他們在城裡扎根。
　　新京報：如何看待目前上海自貿區等改革？
　　厲有為：中央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，西部大開發，援疆援藏，這都是地區傾斜政策，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的措施才對。
　　改革應該既允許產業政策傾斜，又允許地區政策傾斜。深圳20多年前曾有比自貿區更進一步的改革方案，可惜沒通過。
　　【談未來】
　　政治體制改革要邁開步伐
　　新京報：在政府職能轉變上，有何看法？
　　厲有為：政府應該繼續簡政放權。簡政一是減少行政機構，二是減少行政人員，三是減少審批事項。政府機構層次多，機構多，人員多，老百姓養不起。
　　放權是政府把權力下放，該放給市場的放給市場，該放給下級的放給下級，該放給中介服務組織的放給中介服務組織，該放給社會團體的放給社會團體。下放權力要註意，先培養起接收職能的機構，才能放權。不然會進入一放就亂，亂了再收的怪圈。
　　新京報：會特別關註哪些方面的改革？
　　厲有為：如今房價高昂，最大的風險是房地產公司“綁架”國家銀行，這個風險非常大。希望政府有形的手及時從市場上縮回來，讓市場無形的手發揮作用，政府建好、管好公租房。讓自由資本來填補房地產市場，避免房地產綁架國家銀行。
　　新京報記者 王瑞鋒
　　洛陽啟示
　　“沒有法律做保護，外商不敢來。”厲有為的一句話，或許正合洛陽當前的形勢。洛陽要扭轉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，吸引投資者前來投資，必須從政策上給予投資者以保證，創造好的發展環境，讓投資者敢來，願意來，留得下，待得久。東方今報洛陽讀本評論員 高遠
　　同題問答
　　改革才能圓中國夢
　　新京報：你如何定義改革？
　　厲有為：改革就是解放生產力，就是讓民族振興、國家富強、人民富裕，就是中國夢。必須走改革的道路，才能圓中國夢。
　　新京報：在你看來，這35年中國最重要的改革是什麼？
　　厲有為：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。
　　新京報：未來十年，中國最重要的改革是什麼？
　　厲有為：憲政和普世價值都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，應該推進和實現政治體制改革。
　　政治體制改革不一定非要走西方的道路，我們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，也有我們自己的方向。
　　新京報：作為曾經的改革者，如果要你送給現在的改革者一句話，你會說什麼？
　　厲有為：改革者就要堅持鄧小平的路線繼續走下去，不要在新的問題上繼續糾纏“姓資姓社”的問題。一鍵分享到【網絡編輯：鄭國鋒】【打印】【頂部】【關閉】
　　 　　（原標題：厲有為：改革涉深水區 不能再摸石頭）